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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战狼2》的票房奇迹及其所引发的全民观影热潮无疑是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这部影片迎合了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民众对于国家崛起的焦虑。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与共和国的集体记忆以及与中国电影史的潜在对话是这部影片留给观众的结构性空白，它们虽未直接在影片中显影，但却是解读这部影片的关键。同时，与民族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暧昧不清使得这部影片难以摆脱詹明信所说的第三世界文本的寓言性质。通过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对话，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寓言在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发挥奇功，但这样一种形式常常也使得第三世界的民众生活在历史的梦魇和殖民主义的创伤之中，从而很难建构起真正的民族文化自信。

《战狼2》的票房奇迹及其所引发的全民观影热潮无疑是年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之一。这部影片有意识地迎合了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并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民众对于国家崛起的现实焦虑。通过重新定位与想象中国在新的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形象被改变，一个更加积极、更加具有主导性的中国形象开始浮出了水面。当然，如果运用征候式的解读方法，我们就会发现这部影片所构筑的民族主义神话仍然未能跳出詹明信（FredricJameson）所说的第三世界文本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却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1]

一

电影与民族心理

在无声电影时期，许多电影艺术的先驱者都曾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便是通过电影这一新兴媒介在全世界的群众中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将人类从巴别塔的诅咒中解救出来。这种建构一种“世界语”的浪漫想象很快就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面前黯然失色。随着新兴的电影艺术在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生根，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电影创作者们开始惊喜地发现，电影实际上乃是一种投射民族想象的最佳工具。由电影所传递的国族神话，不仅能帮助人们理解和建构自身的历史，而且能够将人们的恐惧与欲求、焦虑和理想予以具体化。正如有论者所言：“电影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被视为不是再现如实的历史，而是再现深切的、焦虑的、无意识的民族欲望与妄想症的痴迷。”[2]

图片来源：网络

在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看来，电影之所以能够比其他艺术媒介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理状态乃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电影不是单独的个人产物，它们是集合了许多人的心力而产制出来的；其次，电影面向无名大众并且要投合后者的心意，受欢迎的影片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国观众“处于集体心理深层次的东西”。[3]克拉考尔要求人们特别注意那些在特定时期畅销的、受欢迎的影片，因为它们会为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社会中的主流心态和普遍的内在倾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他看来，某一时期取得了票房佳绩的影片往往与大众的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绝不是现实的镜子，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电影却可以成为打开特定时代的一把钥匙。

《战狼2》在国内单一市场上的票房最终突破了56亿元人民币，成为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以来首部观影人数超过一亿人次的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历年票房冠军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进入全球影史票房TOP的非英语电影。这部电影不仅在新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与民族主义的讨论，更获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高度赞扬。无论从市场反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战狼2》都是一部克拉考尔意义上的“受欢迎的影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部艺术质量平平的电影在市场上一路高奏凯歌？它的热映是否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焦虑？对于这样一部现象级电影的分析，仅仅依靠传统的文本分析与美学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联系其得以产生的现实与历史语境。

二

大国崛起的焦虑

《战狼2》的出现是与现实中中国的崛起这一语境分不开的，或者说这部影片本身就是中国建构其大国形象的一次影像化表征。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与政治格局。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很快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的中国，经济利益遍布海外，在全球政治事务中亦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国力的强盛给中国政府与民众带来了空前的自信，如何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开始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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