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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

——阿伯拉罕·林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年）

在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程师们，正坐在数目可观的计算机屏幕前工作着。他们不知疲倦地演示着人和机器的共生现象。一位汽车车身设计师手执一支电子笔，在一张桌子上的电磁绘图盘上描画着。他在一处迅速接了一下，在另一处画了一条直线，一辆汽车车身的轮廓便出现在监视器上。很可能，这一设计作为一部最新的福特车型旋即陈列在全世界各处的展览大厅中，博得购买者的青睐。突然，从监视器旁一个并不显眼的扬声器中传出一个深沉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它！”这位无名氏又补了一句：“我们这样改一下，好不好？”就好像有一双神奇的手在进行操作一样，屏幕上的车型发生了变化，车身上部稍许加强了流线型的线条，两侧更加挺括。

这位共同参加绘图的幽灵式的人物坐镇科隆——福特公司的欧洲营业中心。德国的一些新产品研制者们同他们的迪尔伯恩同行们正在探讨同样的课题，有时他们是同时进行工作，有时采取换班制的方式。他们把欧洲人的、美国人的、甚至日本人的各种思路和设想汇集起来。单晶硅模拟计算机到处显威风，遍布各大洲的五所新产品研制试验室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汽车设计中心。每一次碰撞试验，每一车型的每一空气动力计算，都要由这个中心通过一系列共同的试验来完成。

跨越各大洋和越过时间界限，通过视屏和计算机网络进行设计，这是福特公司迄今为止实行的最彻底的改革的一个步骤。从年年初开始，每一地区性子公司不再独立研制自己的车型，不再对接近新车型的某个部件的现成设计进行修改来使之适合于新的车型。为了取代过去的办法，福特公司的主管人阿列克塞·特罗特曼命令将过去的地区性公司合并为两个大的单位，分别服务于欧美市场和亚洲与拉美市场。应用最现代的信息技术为建立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机器撞开了大门，而在不久以前，利用这种信息似乎还是一种十分笨拙和麻烦的事情。研制、采购、销售，这一切福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力求做得尽善尽美，避免任何重复的劳动，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分公司都是如此。其成果就是制成了各种“全球性汽车”，通过这些汽车，福特公司再一次树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标准，表明汽车的制造竟可以怎样达到尽可能最大的效益。所进行的改造节省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开支，并可望削减成千上万个高技能的报或优厚的工作岗位，它们原属于那些经理们、工程师们和推销人员。为了定型最终畅销全世界市场的车型“蒙德奥”，福特公司的设计师们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召开了20次国际性工作会议，才完成了研制计划，而为了推出最新的车型“金牛座”，只用了15个工作日召开了三次检定会议，董事会便为生产打开绿灯，结果效益一下子提高一倍多。

这体‘福特革命”，正如经济杂志《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决不是迫于财务危机的压力才进行的。年，该公司获得利润达60亿美元以上。特罗特曼和他的领导班子完成的，只不过是他们靠利用最现代的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一切事情，都会随之解决，而且不只是在制造汽车方面。

一种革命正在逐个部门和逐个行业地使劳工界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徒劳地寻找替代那些已失去的蓝领工作岗位的办法，原来这样的工作岗位在武尔坎造船厂。达塞飞机制造厂或者在大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线旁已经消失了。在职能部门也早已充满对丧失工作岗位的恐惧，连昔日最保险的各种经济单位也未能幸免。丢掉工作后。只能靠做临时工来度命；昨天还从事着颇有前途的工作的人们，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其工作本领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有将近一百万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供职的人员就是这样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时代。自从世界级的金融企业相继登场以来，无穷的竞争使这些人员遭到了从前只有纺织业从业者才会遭到的残酷命运。随着自动付款机和银行信用卡的出现，厄运到来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公司涌向欧洲，特别是涌向德国的借贷市场。例如，美国的快江公司从年起就开始推出电子邮政通兑储蓄，这种储户不规定解约通知期限，比储蓄存折付给更高的利息。一天24小时用户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微电脑委托提出要求，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十分省时地办理好高息投资，甚至可以让人把现金送到家里。同样，忠诚投资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分公司，可以通过电话在整个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出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这一市场战略把传统的银行业务结构打得落花流水。稠密的分支网由于接近用户，在以前曾具有很大优势，现在却成了昂贵的奢侈设施而在竞争中十分不利。现在德国所有大的银行，连同它们的许多独立的分行如“24小时”银行或信贷银行（它们的靠山是德意志银行和联合银行），都改历经营远距离业务。这一改革启动后，在未来几年里银行分支网将被大力稀疏化。

本来，银行职员过去应具备高级中学以上的学历，应当有学识，要受过高级的颇为花钱的企业管理教育，相应地薪金也较为丰富，现在，只有少数这样的人还被雇佣着。相邻国家的那些美好的、收入优厚的银行职员的传统职业教育，在德国已经所剩木多。例如，在联合银行的对话记录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的直属分行已不再同工会订立工资协定。供职人员每小时的报或过去通常是23至30马克，现在只有如马克，略高于清扫行业的一般工资。慕尼黑的大银行在招收新的工作人员时不再支付休假津贴，同样还节省下了圣诞节津贴。此外，这些人员必须在一天24小时随时听候调遣，甚至周末也是如此，而且不付给任何附加报酬。甚至负责接待各种富有的当事人和公司客户的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专家，日子也不好过，而对于通过电子技术组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几十万青年人来说，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德国已有五家大型金融机构出资参与伦敦投资银行，并在当地把它们的大客户业务集中起来加以办理。就设在德累斯顿的克莱因沃特·本松公司和设在德国的摩根·格伦费尔公司而言，德国人中的求职者，哪怕他们来自当地，也是很少能在那里找到机会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宁肯招募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族的人才。

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财界人士总是嘲笑他们称之为过时的、低效的和盈利极差的欧洲银行体系。华尔街一位著名的财界巨子曾经这样说：“瑞士的大宗钱财的管理者们，都是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既然在我们这里投资者们可以获得30％的年利润，而瑞士银行却只能提供也许2％到3％的这样的利润，那么，瑞士人全都会坐失良机。”没有几年的工夫，许多美国大投机家们便都深信不疑，他们利用手中的数十亿美元，同样可以引诱一向谨小慎微的德国人、瑞士人和奥地利人作为存户被纳入美国人的风险基金系统中来。“首先，我们在苏黎世的火车站前大街开设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分号。瑞士的客户们皱起他们的眉头，对我们表示不信任。可是，当他们当中某个胆大的街坊到我们这里存了款，不几年便赚了一辆‘波尔舍’兜起风来，这时，情况立时就会大变。”一个圈里人曾这样十分形象地阐述他们的战略。

结果是十分残酷的。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如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琅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有一项关于全世界50家主要银行的业务计划的研究报告也预言，就银行业来说，在未来十年内将有一半的在职人员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按此计算，这意味着在德国金融部门中将有50万人丢掉他们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

用付给一个瑞士人的钱，可以雇佣三个印度人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到年秋，在德国各大学中学习信息学的青年达3万人以上。由此可以预见，在即将学成的计算机专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劳动市场上恐怕很难找到有保证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本领可能很快就失去价值，这一结局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的程序编制者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领悟了的。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有时，它们包下整架飞机运送所需要的救急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本地的软件专家起初起而反抗这种削价竞争，政府曾给以支持。政府允诺只在例外情况下才给印度计算机专业人员办理必需的留境签证。

然而，美国的软件工程人员由此并未得到多大好处。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新德里当局在十个专设区内几乎免费提供了全部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工作室直到卫星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技’。西门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单。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12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年实现了总计达12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不过，由于班加罗尔的繁荣使公路交通成倍发展，造成了难以容忍的空气污染，并且也由于大众的持久的贫困打击了人们的情绪，这座城市又重新衰落。各软件研制单位纷纷告退，新近又选中了旁那。

自从靠由印度输送人才到加利福尼亚而实现毫无危险的起飞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这期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相关部门的发源地的情况已不同往昔。在德国，自年以来，单是三家计算机巨子IBM公司、获吉塔尔设备公司和西门子一尼科斯德夫公司就削减了一万多个工作岗位，虽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后者不失为其原因之一。许多企业为了加工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同样也利用我们这颗行星的另一端的人才资源。瑞士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相当大一部分生意，委托它们在印度的下属公司办理。德意志银行指望靠自己在班加罗尔的分支机构来建立和扩建自己的数据处理网。现在，印度人还为不来梅港开展集装箱运输研究开发数理逻辑方案，或者为汉堡对付内部竞争编制控制程序。协助建立企业本身的远程电信网。向印度扩张的动机总是同一的：当地的求职人员是在用荚语授课的各大学中受过优良教育的人才，而雇用他们的费用只相当于他们的北方同行的薪金的一小部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代表议内斯·科鲁梅尔表述过雇用印度电脑操作人员的一则公式：‘月付给一名瑞士人的价格，我们可以雇用三名印度人。”只须改变一下付款的地点，就可以在苏黎世节省个工作岗位和每年万瑞士法郎的开支。to

这还不过仅仅是开头阶段的情况。自年以来，又有一百万熟练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场，他们来自俄国和东欧各国。单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通过卫星就为德国的IBM公司解决了许多劳动强度很大的维修工作问题。德国的软件公司让里加的人们为自己编制程序，而戴姆勒一奔驰于公司戴本斯公司则把编制程序的工作交给圣彼得堡的人们去完成。戴本斯公司的首脑卡尔一海因茨·阿希格尔说：“这里的供给比在印度还有利。”在西门子公司服务的印度专家勒内·约腾也同意这一说法。在班加罗尔，费用已经变得过高了。人们说：“我们正在考虑早日换到别的地方去。”

目前，在东方和南方从事劳神费力和简单的数据工作的人员，现在遇到了更加便宜的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即计算机专业的同行甚至是不可战胜的。例如，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或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已经完成的各种软件模式和新的程序语言将使几乎每一种劳动很快就变成多余的。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个，不多不少个。毕竟，计算机专家们现在还可以指望未来对他们这种人才的需求会有所增长。电话业务会实现全球性集中，建立起高效的通话网，而这种通话网的信息高速路又会促进多媒体服务业务。而各种实用程序的编制又要求招募大量的劳动力。年，德国务软件公司对人员的需求又有所扩大。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即将来临的在线业务的繁荣，网络空间的无数其他的服务性职业即将消失。档案保管人员、图书馆人员。旅游公司的服务人员、零售店售货员、地区报纸编辑人员、广告报刊的编辑人员统统都变成多余的人。当众多的家庭都装备上微型计算机和数据库电话，并且用户在千里之外连家门都不用迈出，只须几分钟就可以选好要买的东西，那时，一大部分劳动市场就会干脆关门大吉。

为建立世界市场，上百万人成了牺牲品生产部门外迁，生产过程简化，生产程序删减，生产人员解雇——高效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使福利社会中的劳动牺牲殆尽，使这一社会的消费者被排除在外。一种具有前所未见的破坏力的经济地震和社会地震宣告即将发生。不管是汽车制造还是计算机生产，化学应用还是电子学应用，远程电信还是邮政事业，零售贸易还是金融业，只要其产品或服务超出一切界限而自由进行交易，在职者就会由于贬值和受合理化运动的冲击而陷入看来是不可遏止的危险漩涡之中。在西部德国的工业中，仅从年至年这三年间，就丧失了一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同国际上的情况比较起来，德国的状况还属于良好之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由23个富裕工业国和5个穷邻居组成的这一组织中，一些国家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的数字下降得还要快些。在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各国有四百万以上的人谋职未果。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从英国到日本，世界上一些经济大国的大众福利正在迅速消失。

甚至对于那些理应招致败落，但是在“坏消息”声中总是传来“好消息”的那些部门，也感到了时代的变化。这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和文献编辑人员，调研人员和终审编辑，以及即将出现的一大批要靠别人养活的人。越来越少的媒体服务人员却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地制作出新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再指望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位置和丰厚的附加津贴，而从前在印刷品媒体的主要岗位上和在官方合法的广播电视台站中通常是如此。从前在服务于《明镜》杂志或《明星》杂志，服务于西德无线电广播电台或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时不言而喻会作为常规得到的东西，今天只有资深工作人员和少数“青年之星”才有份。现在，那些打零工的人不得不满足于无保证的一揽子合同和可怜的按字数计算的报酬。甚至出版家和严肃的影视制片人也求助于廉价劳动。生意尚好的出版社对招募新人也迟疑不决，因为人们不知道遭受纸价上涨和读者兴趣低落打击的这类部门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有些部门在不久以前对所使用的人员还允诺实行终身雇用制，并不在乎世界经济的景况如何。现在，这些部门也采用雇临时工的办法。如今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大规模裁减人员之势，而且远程通讯业、航空公司和公用事业部门也面临那样的前景。如果把各部门中有关时期的国际领先企业的效益当作标准，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公司未来裁员的前景，那么，整个欧洲就会显示出大批解职的趋势。有关这方面的预测情况，请看下面的示意图。德国和欧洲联盟在全球竞争中为饿狼提供了一块肥肉。

现在还看不到裁员趋势何时会终结。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的营业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几年里，欧洲联盟各国将有万工人和职员不得不担心他们能否保住他们眼前的全日工作，并且几乎有同一数目的人员在年夏天已被通知失去工作岗位。

单是在德国就有四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受到猛烈冲击。这样一来，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9．7％上升到21％，即增加一倍多。在奥地利，可能从现今的73％上升到18％。即使情况可能不致如此严重，许多失业者、丧失稳定工作者也可能不得不去从事短时工作、招之即来的临时工作和低酬工作。在这种新的劳工世界中，数百万临时工从一处短时工作被抛向另一处短时工作，其收入当然会大大低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协议工资标准。20：80的社会逼近了。

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未来和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许多当事者却拒绝为此负责。政府和大公司董事会不知所措，认为对此没有责任。他们向选民和受雇者解释说，不久前连想也想不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变化”的结果。欧洲联盟的经济专员马丁·班格曼指出，由于工资持续提高，在西欧已不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一些竞争者已瞄准了工资开支已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国和越南。经济管理杂志《华尔街杂志》确认：“在一种残酷的全球性经济中，竞争将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市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有保证的了。”

从这种打破界限的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总是把这种危机美化为某种合乎自然规律的进程。年，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当时的首领埃查德·罗伊特就曾经预言：“竞争在我们地球村中严如一场风暴潮，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冲击。”又过了三年，已有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这时西门子公司的掌舵人海因利希·冯·皮埃尔几乎以同样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意思：“竞争演成了一场风暴，而真正的飓风风暴，还在前面等着我们。”然而，经济打破一切界限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不如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为资本争取自由当欧洲还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后果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短路形式展开了。年，美国和西欧先后商定订立总关税和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此各参加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贸易制度。迄今为止，经过八次往往持续几年的国际谈判回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十年间商定不断降低关税税则。今天，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关税几乎已经不起多大作用。自从年初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后续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国政府不再为关税壁垒讨价还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贸易樊篱，例如打破国家垄断或技术方面的一些规章。

越来越多的贸易自由的结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来，全世界的货物和劳务交换比生产增长得更为迅速。年以来，贸易总额的增长甚至比经济效益的增长高出一倍。年，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贸易中有五分之一属于跨越国界的贸易。

长期以来，工业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以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交融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中发生了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把世界经济推上新的层次。在此以前，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这一原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为对付经济灾难而阐发的。凯恩斯让国家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金融投资者，当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就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加以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可以造成追加需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当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许多国家有目的地推动工业发展，指望以此实现迅速的增长和扩大劳动需求。由于年至年发生石油价格震荡，这一构想被动摇。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因此，保守派年在英国和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和福利就越大。从这一假想出发，西方的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涉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了目的本身。通过彻底开放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和资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对经济制度实行的最激进的手术得以畅行无阻。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未来市场风险将会落在谁的头上。首先，在那些还雇用许多非技术工人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企业不分大小会遇到低廉工资国家的竞争。就家具、纺织品、鞋子、钟表或玩具的生产而言，西欧国家和美国只有在这类生产已大部分自动化或把工厂设在国外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进行经营。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国首次闯入世界市场昔日各主导国家的方阵，它以进攻性的廉价供货使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也受到压力。各老牌西方国家起初以新的保护关税来加以对抗，或强制推行所谓自愿限制进口的协定。然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抱怨保护主义妨碍技术进步，并坚持认为，这种防御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时。从劳动密集型的大宗生产转向高科技生产和服务型社会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据说将能治愈国际竞争和自动化所造成的创伤。然而，这种愿望从来不能实现。虽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丧失报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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