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园丁，就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把他放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搬回来。

——《圣经·约翰福音》

这是第?份

美国的故事，拥有着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开头：一群勇敢而有信仰的人，排除万险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在这里严格按照信仰的召唤而生活。

美好只是故事的一面，在见不得光的地方，有对印第安土著的驱逐屠戮，甚至还有对同类的戕害。狂热的清教徒们发现，纯洁而有道德的生活并不只是如何完全发育自己的良心，响应基督的召唤，更须直面“如何清除掉丑陋和不洁”的问题。

多数人的下意识反应，是像清除大树的枯枝败叶一般，惩罚那些不再合于高标准的人。实践证明，这恰恰是会导致美德远离人性的做法。罪和良心，如影随形，失去了前者在肉体上割出的灼热而痛哭的纵深，后者就会变成苍白而不近人情的冷漠。

正像老蚌含珠一样，精华源自对痛苦的含忍与打磨，而不是在纯洁无暇中清白度日。

有一种深重的痛苦，就是对“罪”的觉知。

《红字》就是个关于罪的故事。实际上，它始终都是个关于罪的故事。只不过当初被认为有罪的人是胸前绣着红字的通奸者，而如今被证明有罪的，恰恰是对通奸者进行荡妇羞辱的卫道士。

这是个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故事。了解美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当年乘坐五月花号寻找上帝“应许之地”的清教徒们，正是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登陆，并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开始了他们渴望的纯洁而克制的生活。

对于当时的那群人而言，道德是生活的出发点，服务于宗教狂热的制裁，高于世俗的法律。

《红字》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在此种氛围下降生，她有着光耀的门楣、迷人的外表、过人的学识，以及一个尚未在此地登陆的丈夫。

白兰和一名陌生人发生了清教徒道德不允许的婚外性关系，甚至还生下一名女婴。当地的长者们讨论如何处理这一公然背离诫条的道德败坏的行为，结果是将这名不愿公布同谋的不洁者拥到断头台边示众，并勒令其终身佩戴一个红色的“A”字（英文通奸Adultry的第一个字母），直至死亡。

考虑到当时的道德环境，这一次的处理几乎等同特赦。比白兰更轻的罪行，在同乡们苛刻的高标准要求下都能最终以斩首示众。规束当地人生活的并非法律，而是宗教和道德，是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过这次特赦只有显示无关痛痒的悲悯的意义，它对“有罪者”的处罚甚至远高于斩首，因为它意味着罪人必须终身过一种不名誉的次要生活。

我们不得不承认，市民对通奸者的处罚对受罚者的良心也具有极高、极微妙的高门槛要求。倘若她更怯懦一点，或者对世俗的道德更冷漠一点，便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惩罚也就轻若鸿羽。

然而白兰放弃了这种行为。她留了下来，并终身佩戴这一鲜红的、时刻灼痛她的红字。大人躲避、呵斥她，儿童会在她要来的时候远远停下，在她过去之后又哄笑着追随她，甚至那些被她好心救助的穷人乞丐，也会在接受她的援助之手时对其厉声喝骂。

鲜红的A由符号变成了实体，实在的有血肉的白兰却变成了一个符号。她站在红字之后，像所有的有罪者面对天堂之光时一样，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又感情真挚地渴望崇高。恰好正是这种无地自容，悄然契合了宗教德性增长的初始点，并将她引向光明的大道。

有罪而勇于承担的人，正是被神性所眷顾的人，执着于戒律者则像拘泥于法条者一样琐碎、庸碌、迟钝。红字令白兰离群索居，独自一人重新思考人当如何存在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这种加诸其身的沉重的“罪”，反而赋予鲜活的生命体以使命感。

匍匐于土地上的低姿态，让她对同类的苦难感同身受，并不吝于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也正是无比低的姿态，激发起她的荣誉感和不挠的意志，令她斗志昂扬地追寻比清白之身更高的道德境界。

日积月累，那个鲜红的“A”字的意义，随佩戴者的修行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逐渐遗忘（或者谅解）了“通奸者”的A，更愿意视其为“能干”（Abl）、“可敬”（Admirabl）、天使（Angl）等等更美好的象征。

有罪的人有福了，罪行赋予他们以超凡脱俗的起点。

2

《红字》的作者纳撒尼尔·霍桑，年7月4日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镇，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最具美国本土色彩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当时及后来的作家推崇备至。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将他的最重要的史诗级作品《白鲸》题献给霍桑，把心理分析小说推向极致的亨利·詹姆斯更是对霍桑赞叹不已。此外，霍桑还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红字》也是以一部短篇《海关》作为自己的序开始的。

霍桑生于一个备受尊敬的望族，他的几代祖先都是狂热的清教徒，五世祖更是参与了声名狼藉的塞勒姆驱巫案。

卫道士以道德之名对人性进行戕害，遂成为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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