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面临一个困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难啃的硬骨头。

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呼吁，别泄气，大家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的领导人有些急迫，希望用一些立竿见影的逆全球化手段，迎合民意。

是修正，还是放弃，这是一个问题。

年博鳌亚洲论坛3月26日落幕。此次论坛“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未来”，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对眼下的“逆全球化”，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关口，应同舟共济，寻求普惠、共享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IMF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出席本届论坛，也对全球化等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国际金融报》记者对美国贸易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Delaney、博鳌论坛前执行总监姚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Calde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等专访，从情绪、行动、思潮、道路四个维度，带您读懂“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情绪，早现端倪。

梅新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大家一味地谴责贸易保护以及反全球化浪潮，其实，需要冷静审视这个问题。

把时间拉回到年12月份，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在巴厘岛召开，个成员国为了在多边贸易谈判上，一谈再谈，闭幕式一拖再拖，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版“巴厘岛一揽子协定”。

该协议旨在让成员削减贸易壁垒，创建更公平的贸易环境以促进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谈判进行了12年。上任不足百天的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在闭幕式上非常激动，演讲中当场哽咽。他说：“世界将重回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一份愿景。

WTO最重要的三项职能是多边贸易谈判、贸易机制审议和争端解决。眼下，只有争端解决职能最为大众所熟悉，百度搜索栏输入“WTO”，各种反倾销案件上诉映入眼帘。

事实上，年后，发达国家从WTO组织战略性撤退，转而推行能有更多主导权的双边协议和区域联盟。

虽然美国推动了关贸总协定谈判，推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是，发展至今，美国维持该贸易体系的积极性日益缺失：

一、现行WTO规则下，实现自由贸易其实只有制造产品，而这一领域并非美国竞争优势所在。

二、WTO属于多边贸易体系，集体谈判不利于美国有效主导谈判进程。抛弃多边谈判，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可在短时间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WTO贸易争端程序冗长，不利于美国惩罚违背WTO规则的贸易伙伴，也不利于美国根据自身意愿及时调整贸易政策。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WTO多边机制已名存实亡，WTO事实上已经被搁置或者说边缘化了，除了中国可能已经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有意愿再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磋商了，大家纷纷寻找替代品。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行动，有数据支撑。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自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迅速从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0.2%。而作为衡量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全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更是自年达历史峰顶后的过去7年内，降幅达到了13.6%。

该报告指出，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年至年10月，全球共推出了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年10月，仅废止项。

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力推的，为何现在开始排斥呢？

在美国，表现最强烈的是贸易逆差和就业岗位的减少。

从经济数据上看，美国商务部3月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的整体货物贸易逆差为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8％。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美国商务部2月7日公布的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整体商品贸易逆差为亿美元。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一位名叫Stephan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说：“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在欧盟，冲击最大的是移民和难民问题。

年，欧盟将势力范围扩大至东欧以后，向欧盟方向的劳动力大迁移正式启动。一方面，欧盟国家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过多移民的涌入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在英国，这样的矛盾情绪尤为明显。

在英国，随着流入人口的增加，民众认为，英国人被夺走工作和住房，对欧盟感到怀疑的人不断增加。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竞选纲领提及，将移民净增加人数控制在每年10万人。但是，数据显示，年，英国净增加人数为33万人多。

面对如此情况，英国退欧派不断呼吁，从官僚主义横行的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拿回权力。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就业层面带来的不是经济模型预测的双赢结局，而是一个有许多失败者的零和游戏。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去年12月8日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指出，全球化带来的三大伴生问题不容忽视：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劳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金融风险巨大。

梅新育告诉记者，“从经济方面来看，现有全球化模式的确有不可持续之处，先天存在‘特里芬两难’约束。‘特里芬两难’使得以美国需求为主的市场扩张和美元稳定性之间不可兼得，这样会使‘游戏’玩不下去。”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思潮，在欧美逐渐有了市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Cald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有一些可理解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失去工作的人。

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Dent）认为，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使得不同群体间冲突难以调和：“本土工人v.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产阶级和穷人??年轻人v.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v.个人自由??”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认为：“年以后，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林顿执政时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普莱斯特威兹在《华盛顿月刊》上曾发表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

该文认为，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在文中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著名的支持自由贸易思想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格曼、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

顺着这股反思潮，特朗普逐渐在总统大选中掌握主动。

特朗普的目标很直接，一、提高蓝领工人的就业率；二、减少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Delaney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并不是所有的贸易都是公平的，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改革，特朗普总统需要强调公平、平衡贸易的必要性，也需要再次确认美国对于公开市场的承诺。

在总统大选最后投票的两星期前，特朗普在葛底斯堡向选民公布了他入主白宫后第一个天要实施的新政，反自由贸易政策被列入其中。葛底斯堡是标志着美国南北战争发生转折的历史名城，特朗普选择在此地宣布，用心良苦。

“逆全球化”作为一条道路，有人开始试探性走了两步。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TPP。而且，特朗普坚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主张就该协定重新进行交涉。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废除了北美圈的关税，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数据显示，在协定生效前的年，墨西哥的汽车产量为万辆，而到年增至万辆，其中八成向美国等出口。

如果特朗普新一届政府重新修订NAFTA，不仅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比较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额每天高达18亿美元。两国以农产品和矿工业产品为中心，相互之间都是对方最大的出口国。

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Hicks）指出，美国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类民粹主义色彩浓烈的政策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自年以来已持续多年，正在极快地侵蚀着全球化的根基。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特朗普下一步的贸易政策和动向值得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