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批示指出，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后称西楼会议）。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称五月会议）。这两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下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为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致信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并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八届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主任由周恩来担任。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亿元（按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亿元，比上年增长6.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比上年下降0.6％。国家财政总收入.6亿元，总支出.3亿元，结余8.3亿元。

1月1日，成都市第一条无轨电车路线，由盐市口至火车站正式通车，沿街群众争相观看。

2月26日，中共成都市委支援农业生产委员会作出《年上半年农业工作的意见》，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支援生产。

5月6日至6月9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央扩大工作会（即“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廖志高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和李井泉、李大章、陈刚的讲话；集中讨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成绩和缺点，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斗争等问题；检查了过去的不正确口号和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做法。

6月6日，为了贯彻执行5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的指示，中共成都市委召开干部会议，部署继续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并印发了《关于继续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方案(草案)》。8月底，精减安置全民所有制职工9.58万人，压缩城镇其他人员9.38万人，全市减少商品粮供应人口12.17万人，工资支出金额比年底减少万元，商品粮减销万斤。

6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精神，中共成都市委批转市政法委党组《关于年以来受刑事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意见》。《意见》说：“三反”运动(年)、整风整社、改造落后社队和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运动中，逮捕、劳教、管制的党员干部中，自去年8月开始，先后有36人已甄别释放，其余的正在继续甄别。

7月16日至31日，成都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红照壁礼堂召开，代表人。李宗林作《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调整成都市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会议审查通过了成都市年、年财政决算和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9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并同意成都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历年基本建设征用土地情况的检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

11月20日至12月7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中共四川省委一届十七次全委会议精神。会议集中学习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12月10日至19日，郊区各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围绕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组织党员、干部对阶级斗争问题、反对单干风问题、反对弃农经商投机倒把问题、形势和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如何发挥农村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2月14日，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共成都市委召开第一届第十五次全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市委《关于在工矿企业职工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关于在财贸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的安排(初稿)》。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两条道路斗争教育为中心，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形势、方针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事业和全党支援农业的教育。

12月23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名。冯焕武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精神，总结了几年来的工作，提出把城市工业、商业、文教、科学等工作转移到为农业服务轨道上来的方针，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把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成都市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届一次全委会选举廖井丹、米建书、郭实夫、张堃、冯焕武、廖家岷、张坚、林左夫、赵晋仁、白紫池、王真、胡汉彪、李均为市委常委。廖井丹为第一书记，米建书、郭实夫、张堃、冯焕武为书记。年4月，经四川省委批准，刘景周、梁俊亭为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免去胡汉彪市委常委职务。

年，成都市工农业总产值13.62亿元，比上年减少4.6%。其中工业总产值7.45亿元，比上年减少18.3％；农业总产值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6％。粮食总产量13.12万吨，比上年增长40.9％。年末全市人口总数.65万人。

相关链接：中印战争

●基本简介●

中印战争（亦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对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印度则称之为瓦弄之战(BattleofWalong)。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表明了中方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背景起因●

一是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竭尽所能地挑唆印度反华，一面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一面意图把印度变为遏制中国的棋子，使中国处于腹背受敌、首尾难顾的全面紧张状态。

二是苏联与中国交恶，别有用心地借助印度制华，大量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策动“伊宁暴乱事件”，大搞颠覆破坏活动。

三是印度为捞取政治资本，铤而走险地实行对华侵略扩张。为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尼赫鲁政府便打出了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两张牌。

正是看到新中国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美国的封锁围困，苏联的釜底抽薪，西藏叛乱、新疆暴乱、台湾的反攻图谋，造成的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乘人之危的印度在对华军事冒险的道路上大大加快了步伐。

●战争经过●

这次自卫还击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从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1个月，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自10月20日至28日。主要反击方向为克节朗——达旺地区。自20日上午7时30分开始反击至当天下午，便大部歼灭了该地印军。接着于24、25日，先后进驻车新桥、达旺等地。在西段地区，我军于20日8时25分对入侵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发起反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敌。21日乘胜扩张战果，至23日便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据点。随即挥戈南下，反击巴里加斯地区之敌，歼其一部。10月20日，先后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和哥里西娘等地。第一阶段作战至此便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1月16日至21日，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区。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经1天激战，我军占领西山口、德让宗、申隔宗。19日，占领邦迫拉。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和鹰窠山口一线。在瓦弄方向，16日晨发起反击，当天下午即占领瓦弄。21日，先后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传统习惯线。在西段地区，我军于11月18日至20日，清除了残存在我境内班公洛地区的6个印军据点。在东段中部，我军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战果●

歼灭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旅、第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名)，负伤人(其中军官名、士兵名)。

●影响意义●

中国军队在这次作战的军事层面上大获全胜。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保卫了中国西部的边防，打击了当时国际上的反华逆流和中国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战前克制忍让，武装共处，确保政治上有理；战中绝地反击，打狠打痛，确保政治上有利；战后停火后撤，归还缴械，确保政治上有节。以正义之师的形象和仁义之师的举动，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的大国风范，树立了中国的地位威信，彻底挫败了反华势力借机诘难和攻击中国的图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赢，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政治战的光辉范例。时至今日，这场战争的政治影响依旧清晰可见，它不仅使中印边境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而且对于整个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形成与构建，也发挥了持久而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速战速决与和平友好的举措，彻底打破了美、苏反华势力推行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谋企图。对此，中国边防部队的战士们戏言:“这一次打在尼赫鲁的身上，疼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心上。”此外，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外国政党和不明真相的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方面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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